继梳理中国30年绘画史之后，民生现代美术馆特别推出架上绘画系列。 《开放的肖像》作为开篇之首，已于日前正式展出。聚集了众多艺术家作品的展览，似乎却只讨论一个问题，即如何画一张肖像画，如何让肖像画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中国的肖像画直至上世纪80年代，都是以写实的传统占据着主导地位，《父亲》的出现，甚至构成了一个巅峰。今天，肖像画由清晰到模糊，再到变形直至消失。那么，我们还需再画肖像画吗？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之后出现的肖像画，恰恰是针对着这个《父亲》的。父亲在此有双重意义：既是作为个体的父亲，也是写实肖像画这一艺术门类的“父亲”。八九十年代的肖像画，就是要“杀”掉这个作为写实原则的“父亲”。起初，这种“杀戮”也是通过变形的方式来进行的，但这是轻微的变形：刘小东使身体发生褶皱从而将颜料凸显出来；方力钧将嘴和脸等器官进行夸张从而让画布和人物的比例关系失调；张晓刚对人物进行几何线条般的冷漠处理从而让人物变成一个机械般的濒死之人——他们都放弃了逼真的原则，并且将绘画行为表达在画布上。这些毫不掩饰自己绘画性的轻度变形的肖像，这些兼具夸张和收敛，爆发和压抑，热情和冷漠的肖像画，就同罗中立那个试图照相般地绘制出的客观父亲区分开来。但是，无论是方力钧的空虚光头，还是刘小东无聊的年轻人，抑或是张晓刚沉默的中年男女——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图像差异——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画面引向人的深度，引向人的内在性。肖像面孔的底面总是有一个不可测量的人性深渊。在这一点上，他们同罗中立的《父亲》并无差异。他们之间的不同，不过是人的内在性的不同，是人性内容的不同：它们要么坚韧，要么颓废；要么无聊，要么恐惧——这些画都是对人的存在状态的表述和再现。就此，人们仍旧将这类绘画称作现实主义——无论这个现实主义前面加上怎样的定语。

　　方力钧，刘小东和张晓刚主宰了90年代的肖像画。或许，这是肖像画充满表现力量的短暂爆发，但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爆发。时间飞快地将肖像画推进到另外一个状态：在新的世纪，肖像画几乎看不到肖像了。我的意思是说，肖像画尽管还存在，尽管还有许多画布将人作为对象，但是，画布上的肖像没有深度了，没有内在性了。肖像背后并没有存在的渊薮，它重新回到了自身的表层符号学，肖像变成了有关肖像的符号，但这是一个高度变形的符号。 

　　艺术的变革，总是以厌倦开始。人们对漫长写实绘画的厌倦，对真实性的厌倦，对图像的厌倦，对绘画再现功能的厌倦，导致了今天图像的崩溃。肖像画在今天的命运，就是肖像崩溃和瓦解的命运。或许，这种崩溃，并不意味着肖像的不存在，而是意味着，写实的肖像不存在了，肖像的内在性不存在了。今天仍旧存在着肖像画，但是是没有肖像的肖像画。既然不再是记录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既不展示他的外在性(写实)，也不展示他的内在性(通过外在性面孔来探索内心存在)，那么，今日肖像画的意义何在？画布上的肖像的意义何在？

　　或许，在画布上，肖像本身不是被当作一个人来对待，而是被当作一个绘画客体来对待。这样，人们实际上就破除了肖像画和静物画或者风景画的差异。它们都是物，都是画笔的客体。这样，画肖像就不是去画一个人，而是去探讨如何去画一个人；不是去表现这个人的所有存在性，而是去探讨这个人被表象的所有可能性；如何去画一个人，较之画出怎样一个人更为重要。这是当代肖像画的一个重要转折。在此，肖像不过是绘画的尝试手段。肖像画的目标是绘画本身，而不是肖像本身。因此，我们能看到，尽管画面上出现了很多有名有姓的真实人物(这正是古典肖像画的最经典的特征之一)，尽管这些真实人物非常地确定，但是，艺术家通过对这些肖像人物的改写和重写，聚集于局部片段，使之发生微不足道的变异，并将其置于一个特殊的情景中，从而去探讨这些图像和原型的差异性，探讨绘画的可能性，甚至更准确地说，来探讨绘画表象的不可能性——就此，这些人物既不是用来被纪念的，也不是用来被探索的，更不是用来被表象的——他们是中性的客体，是没有激情和欲望的布面木偶；他们被抹去了深度而成为图像的符号祭品——人们在毛焰等人的作品中会发现这一点。另一些人不断地让画中人物指涉另一幅画中的人物，不断地让画中人物在画一个人物，从而将画中人物永远禁锢在画面内部，使他变成画布的囚徒，而不是内心的囚徒——人们在王音等人的作品中能够看到这一点。还有些人不断地将画中人物置于一个超现实的境况，让画中人处在一个同他人或他物的奇怪的连接状态，将他置于一个图像学的诡异关系中——人们在王兴伟等人的作品中能够看到这点。

　　还有大量虚构出来的非现实化的人物肖像，它们只是看上去是个肖像，或者说，艺术家并不是在画肖像，而是模糊地意指着某个肖像，这与其说是在对肖像的编码，不如说是对肖像的解码。对，今日的肖像画就是在解码肖像——这也是对心理深度和自我认知的解码。一旦肖像的记录神话自我破解，它的各种禁忌被打破，它就终于成为一个绘画的试验场，人们可以在画布上随心所欲地画出各种各样的肖像。就肖像画而言，如果人们对艺术家们还有什么要求的话，那么这唯一的要求就是让人在画布上死去。

　　人们可以将今日中国的肖像画，看做是杜尚的转译：艺术家的工作，仍旧属于“翻译者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