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课堂上，我曾不止一次听到他表述过类似的观点：莫言能获诺贝尔文学奖让我感到非常惊讶，这不得不归功于他的翻译葛浩文，要我说，葛先生的翻译简直就是创造性的编译，他美化了莫言的故事与文字，英语世界中的莫言是一个全新的形象。顾彬是个直言不讳的批评家，在他的心里，莫言创造的世界有些偏弱，还达不到诺贝尔奖要求的强度。但毫无疑问，葛浩文是个顶尖的翻译家，有的时候，他甚至越俎代庖，在小说未臻完美之处为之补缀。

我特意寻出莫言中篇小说《变》的两种英译，予以比照，相较之下，葛氏译文对原文文字意趣与结构美感的把握更为到位，它在文字的拣选上未必独抒机心，但对句式的连用与并置却有相当的敏感，拟句运思的确更胜一筹。葛浩文拣词炼句张弛有度，剪裁得当，繁简肥瘦，参差交错。需精简处，要言不烦，直中准心，将多余的枝叶切削得干净爽利；需铺陈处，不吝笔墨，描金敷彩，鲜活的人与事渐渐地在英文语境中畅然呼吸。它颇为忠实地传译出了原文中借用时间的双重属性（物理、心理）而挤压出的破碎与荒诞，当叙事者本人为“地痞小混混”和“正义无产者”这两者间的张力所困，突感身份认同的焦虑时，译文没有自乱阵脚、张皇失措，反倒显出地道英文的风貌。如果说一般的译者从事的是机械制模式的“移译”，葛浩文则在谋求跳跃灵动的“化译”营生。

夏志清曾称赞葛浩文是“公认的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这也是普通读者对于葛浩文的第一印象。事实上，葛浩文首先是一位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者。1972、73年间，当得知葛浩文正在撰写以萧红为对象的博士论文时，夏志清停下了手头的研究工作，转而瞩目于端木蕻良，他原本希望以一篇重量级的专论弥补《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遗珠之憾。显然，葛浩文身上的潜力与天赋，让夏志清感到有必要为这位后起之秀提供一方舞台。

文学研究者，借鉴韦勒克与沃伦的理论，可将之分为两类，一是“外部研究者”，一是“内部研究者”。我较心仪的两派学者，恰恰分属这两种研究范式。研究史料的多是痴心人，在故纸堆里翻滚，文字有古风，因为熟极了人事，常能在不经意处牵连起点点滴滴。文学史中的壮丽山河美则美矣，看多了难免生厌，而在他们笔下，人又有了活气，野山野水，小说家中也有草莽人，诗人群中不乏革命家，历史的图景又鲜活起来。当代士子中，陈子善、谢泳、止庵、王彬彬、眉睫走的即是这路“知识性”写作，他们的文字清通耐读，仿佛历史就是平常事，却有真情涌动于下。另有一脉智识者，承继了夏志清“致力于优美作品之评审与发现”的批评愿景，从事着吃力不讨好的鉴赏工作，也许，在这个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时代，用“鉴别”这个词更为适当。这本是批评最原初的使命，但在当下程式化的知识生产作坊中，它不在受邀之列，因为敏锐的心性与灼热的道德关怀是无法复制的，语感，之于那些整日为论文的脚注忧心忡忡的教授们，是一个奢望。对于文本的基本识别能力，亦即判断一本小说的优劣、一首诗歌的好坏，建于数百种、数千种作品的阅读积累之上，这是学院派人士的噩梦。我们的文学系已经不再回答，或者说，已经没有能力回答何谓伟大的小说，某著又何以成为伟大的小说。无怪乎，我所信赖的几位作者，或寓居海外，或已摆脱论文之扰，或在清闲的岗位上悠然自乐，无人受着文字的压迫，我愿把他们的名字与读者分享：李欧梵、宋明炜、刘铮、张定浩、耿德华。

葛浩文醉心于翻译，但治学四十年，存下的各式文章亦不在少数，几经搜寻，便辑出这本《论中国文学》。看题目，简洁明利，不事虚张，其中的不少篇目即属外部研究，着力于史实考辨与语境复原。如《萧军自传及其他》不仅将英文版的萧军自述译回中文，也详举彼时萧军研究的各项资料，可谓嘉惠学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则概述十年间北美汉学界中国新文学研究的可喜成果，我们由此而知今日汉学之胜景来之不易；《鲁迅和他的遗产：在美国召开的鲁迅一百周年研讨会点滴》展现了1981年在伯克利举办的鲁迅研讨会的某些侧影，虽是报道口吻，但细节丰沛，人物跃然纸上，既是中外知识生活的有趣比照，也再现出解冻初期国内文学研究缓步前行的艰难步伐。这些综论性、绍介性的文字，成文既早，又受时效的制约，今日视之，不免觉得落伍，但作为文化学的资料，恰是不可多得的历史剪影、人事瞬间。

我的遗憾在于，葛浩文的专题论文，少之又少，本书不过收集了包括他评介萧红、李昂、莫言、柏杨在内的寥寥数篇专论。正是在这些简短而有力的文字中，葛浩文显示出一个锐利批评家的嗅觉和洞察力。尤可称道的是《黄春明的乡土小说》一文，我们不必熟悉黄春明的写作，便可从葛浩文的笔端进入一个暗沉沉的世界，他成功地将黄的小说所酝酿的悲伤与哀愁移植到自己的文字中，当批评浸染了原作的情绪，它也足以模拟出真正的动人。即便是一个对黄春明一无所知的读者，当他读到这些隐约透着宿命色彩的絮语时，也不能不为之动容，“显示在这里的，是一种被贫困和无奈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原始反应。他们的情绪终会冷静下来，可是这些人的生活却难以改善，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可是《廯》不是一个谈性的故事，也不是作者陈列色情笑话的橱窗，它是讲贫穷和那种事实上不可能改变的命运”、“它研究一般人所面临似乎微不足道可是扣人心弦进退两难的困境”。批评的终点，便是阅读的起点，丢下批评家的著作，转而寻找作家的帕纳索斯山，便是对前者的最大尊敬。此等荣光，葛浩文当之无愧。

严肃的学者，必然重视基本功的训练。尤其是那些以“学术警察”自居的评论家，常常以是否精熟汉语来检验海外汉学家的成色。譬如汪荣祖先生，便曾暗指北美汉学拓荒者费正清不谙中文，对于他的学生、耶鲁名学者史景迁更是颇有微词，“以上所举翻译的错误，为笔者阅读时，就所见随手摘录，组织成文，并不是有系统的勘误。像这样的错误不可能是偶然的失察，而是由于阅读古文的功力有所不足；从前西方的汉学家很讲求文字上的训练，相比之下，而今显然逊色。”那么，葛浩文的汉语能力是否足以支撑起他的研究与翻译呢？恰好本书多篇文字并非译自英文，而是辑选他为港台报章撰写的各色快讯随笔，检视过后，我想我们大可打消这种疑虑。也许是性格使然，又或是受到为他敬慕的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之影响，葛浩文的中文小品显出一种北方的豁达，语气中已然感觉不出域外的痕迹，而他对汉语句式的把握，不能不令人称道，试看这样一段结语，“但丁钩儿的愤怒也是稍纵即逝，或许他自己知道在这样一个人类堕落气氛弥漫的环境里，吃人总要比被人吃好。他没有开枪打死吃人者，相反的，他最后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或许莫言在暗示，我们最终都无可避免地要步上丁钩儿的后尘。”娴熟地摆弄成语，对于汉语或然性表述的精道使用，一种冷然如先知的姿态，葛浩文的汉语写作，确乎如刘绍铭所言，“他的白话文虽未到诈娇撒野的程度，但确已到随心所欲的境界。‘老外’朋辈中汉语修养奇高的大有人在，但能以中文稿来赚烟酒钱的，只有老葛一人。”

个人生命的完整风貌总会为他杰出成就的光芒所掩盖，就像我们津津乐道《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斯，却很少提及那个忧郁的爱尔兰诗人。也许一个世纪以后，葛浩文的形象将愈发固化、愈发清晰，作为中国文学最忠诚的可靠使者，他的名字与巴金、老舍、萧红、李昂、莫言等人永存于世。但我们也不应遗忘作为批评家的葛浩文，26岁那年，他与汉语结缘，自此，那个不羁的青年士兵仿佛从人生的混沌中醒来。在往后的年月里，我们得以分享他的困惑、他的沉思与两种庞杂的文明施予他的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