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止一次在各种场合澄清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说法系被误读，但“垃圾论”仍几乎成为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身份标签。

但顾彬并没有放弃针对中国当代文学持续发声。从“中国作家应该沉默20年”、“中国作家当编剧很堕落”“中国当代作家慷慨激昂让人受不了”，到“中国小说在德国是遭排斥的庸俗文学”，再到2013年和因为批评莫言而引发和刘再复的论战，尽管其中充满不少误读和曲解，但是仍然可以明确看出，顾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总体上是持批评态度的。

今年已是古稀之年的顾彬，系德国著名汉学家、诗人和翻译家，1966年起学习神学，之后又转学汉学，兼修哲学、日耳曼学及日本学，并于1973年以《论杜牧的抒情诗》一书获波鸿鲁尔大学博士学位。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以《空山——中国文人自然观之发展》一书获得教授资格。自1995年起，顾彬出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至今，现还担任汕头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中国海洋大学德语系首任系主任等职。其研究领域以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及中国思想史为主，著述、译作颇丰。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六卷本等。同时，顾彬还担任《袖珍汉学》和《东方·方向》两份重要德文汉学/亚洲学期刊的主编。

9月19日，顾彬来到上海长宁区图书馆，与复旦大学德语系教授魏育青对谈“翻译对社会发展的意义”。他以德国现今图书市场上70%都是译文书为例证，并援引一位美国汉学家的说法——欧洲哪一个民族开始翻译，就开始发展——说明翻译对于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当主持人问中国翻译目前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时，顾彬肯定地回答说，是“在母语”——也就是中文水平的问题。

顾彬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的“不待见”，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有两个对比：纵向的是与过去对比，横向是与世界对比。与过去对比，他更欣赏中国的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这构成了他批评的一个主要动力。顾彬开始对中国文学着迷也是从李白的“日照香炉生紫烟”“故人西辞黄鹤楼”开始的。《德国之声》记者艾柯说，在波恩，人们笑传顾彬是早晨五点起来读《论语》的那种人：“他爱的是中国的古代。”

与过去的比较，除了遥远的古代外，还有就是现代文学。顾彬对中国的现代作家评价甚高，“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可以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相媲美，像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没问题。”

从顾彬对现代文学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对当代文学的批评另一个立足点都是站在世界文学的立场和标准上而言的。这种对比，难免让顾彬这个对中国文学充满热情的德国人感到失望。但是顾彬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评价一直很高，认为是中国文学中仅有的仍可以跟世界对话的部分。

“四十年来，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序言中动情地说。很难认为，这种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热情是假的，那么如此激烈和犀利地批评，如果用庸俗一点的说法，就只能是“爱之深责之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