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曾在文章里举过一些著名翻译家的误译例子，比如王道乾先生译杜拉斯的随笔集《物质生活》，硬是将“异性恋是危险的”译成了“同性恋是危险的”。那王先生怎么会译错了呢？一时眼花或者走神，常有的事。

　　傅惟慈先生译雷蒙德·钱德勒的小说《高窗》，原文有一句，意思是，“我那位年轻小姐得去看牙”，傅先生的译文是：“我的助手，那位年轻小姐度假去了。”看牙怎么变成“度假”的，老实说，还真是“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

　　董乐山先生译奥威尔的随笔，将“他们打晕了……姑娘”，译成了“他们撞倒了……姑娘”。董先生是真不知道“打晕”那个短语，还是看错了，我们问谁去？

　　出现这些错误，并不意味着傅雷、王道乾、傅惟慈、董乐山诸位先生不是好译者了，并不意味他们的译作就该弃若敝屣了。举这类例子，只是希望普通读者也能更深入地领会翻译工作的性质，不要将名译者当成一个神话。南桥先生在《译林没有老字号》中说：“如今的翻译评论中有个奇怪现象，一旦将一个人封作"老一辈翻译家"，就等于给了他(她)翻译批评里的免死金牌。”在我看来，“硬伤”面前，人人平等，谁都不配有“免死金牌”。

　　现在的读者常以为就数我们这个时代的翻译作品最差劲，要准确没准确，要文采没文采。事实是这样吗？凭我翻阅近百年翻译批评文献的经验，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每个时代的翻译批评者都骂自己那个时代的译品低劣，这就像每个时代的老人都抱怨世风日下，就算这“世风”从再高的楼上坠下，落了几千年，现在也该落地砸了个扁了罢，然而并没有。诚然，我们这个时代的翻译作品有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但假如只从句意传达的准确程度来说，我们这个时代译作的平均水平，较之近百年来译作的平均水平，都可谓毫无愧色。“老一辈翻译家”的标签，往往是去粗存精的结果，我们常常忘了老一辈翻译家里也有功力不济、用心不专者，只不过这些人渐渐被淡忘了，被记住的是出类拔萃的那几位。然而正像我试着展示的那样，即使出类拔萃者也并非神话中的不死英雄，他们没准儿也有阿喀琉斯之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