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走出去”，从传播与接受的关系说来，是中国作家的作品通过译人语国度译著者的再创作(当然，就译著者的国别说来，也有中国本土的，但往往不易为译入语国度所认同与接受)，与阅读者阅读心理、求知欲望和审美趣味相协调、相融合的过程，即在传播与接受上实现翻译生态和谐的过程。如果说，生态翻译学理论作为助益文学“走出去”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拓展了“欲穷千里目”般的广阔天地，那么，对于译著者说来，必然也必须在这片天地中有所作为，这种作为则表现在促进和谐上。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从宏观上说，它表现为“天人合一”。所谓天，反映了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表现为客观时势和事实，即生活的原生态；所谓人，包括原创者、译著者、出版者、评论者和阅读者，即原创者的艺术造诣为译著者所欣赏，译著者的译本为出版者所认同、为评论者所关注并推介、更为阅读者所接受。从中观上说，译著前的原语文本与译入后的译语文本平衡协调；从微观上说，译著的文本与阅读者的思维方式、阅读习惯乃至语速、语气都十分吻合融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一流的文学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所译出的《红楼梦》在西方的英语世界受到冷遇，而西方阅读者更钟情于英国翻译家霍克斯的文本。个中原因，与微观上的和谐不无关系。

　　三、实现文学传播生态和谐的价值取向

　　自近代以来，在翻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同的翻译理论家根据各自的译品价值取向与切身感悟对翻译绩效提出了不同的衡量尺度。而生态翻译学“从生态视角纵观翻译，从而使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具有平衡和谐的生态意义”。由此说来，平衡与和谐应成为生态翻译学衡量文学译著的总的价值取向。不仅如此，就生态翻译丰富性的内涵而言，它既可以指“以生态视角纵观翻译整体”，也可以指“维护翻译语言和翻译文化的多样性”；既可以指“以生态适应来选择翻译文本”，也可以指“以生态伦理来规范‘翻译群落”。而就“翻译群落”说来，它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生态子系统。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文学作品的生态翻译，它是以译著者为中心，以原创者为起点，以异国(相对原创者而言)阅读者欣然接受为终端，并且，作为文化产品的一条生产线在译著者的两端又各有评论者与出版者活跃其间的复合生态系统。换而言之，就优秀的文学作品说来，从作家原创开始，则已经开始进入翻译生态的“领地”，埋下了被译著者选择的种子。由此说来，正是整个翻译群落的戮力同心、平衡和谐地有序运行，为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创下应有的绩效。

选自《学术交流》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