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曾说：通天塔建成后，若不攀爬，也许会得到神的宽宥。这一隐喻，象征了语言交流的隔绝。不过，攀爬通天塔所受到的惩罚——“语言的淆乱”，却并未摧毁人类的魄力与智慧。翻译就是这魄力与智慧的产物。

公元7世纪，玄奘组织国家译场，有系统地翻译佛经，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伟大事件。那时印刷术或许已经微露端倪，但译本能广泛传播，还要靠抄书员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20世纪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让人们能够遥想千年前抄书的格局。当年抄书员普普通通的产品，现在都成了吉光片羽。

欧洲亦如此。在文艺复兴来临之前，知识的传播也仰仗抄书工的临写。连公元909年盛传的世界末日将要来临的流言，也没有让那些默默无闻的译者放弃手头的工作，知识的流动才不至中断，并最终走出中世纪的黑暗迎来文艺复兴。

可以想象，他们危坐于纸窗竹屋，为了一字之妥帖，一义之稳安，殚精竭思，岁月笔端，令不朽者不朽。歌德说，在时间的绘画长廊中，一度不朽的东西，将来总会再次受到人们的重新温习，这可以用作翻译的座右铭。

1827年7月歌德给英格兰史学家卡莱尔写信说：翻译无论有多么不足，仍然是世界的各项事务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工作。

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看一看汉斯·皮利兹等人1963年出版的《歌德书志》，翻译占据着10081—10110条目，约30种之多，语言包括拉丁语、希腊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英语、法语、中古高地德语、波斯语以及一些斯拉夫语。翻译一定让歌德更为胸襟广大、渊雅非凡，以致提出了气势恢宏的“世界文学”观念。他的深邃宏远也体现在艺术研究上，他不仅指导瑞士学者迈尔 （1760—1832）如何撰写艺术史，而且自己也翻译了艺术史文献《切利尼自传》。

我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对歌德所言之翻译价值有过感言：翻译乃苦事，但却是传播文明最重要的方式；当今的学术平庸，翻译的价值和意义就更加显著。翻译也是重要的学习方式，它总是提醒我们，人必犯错，从而引导我们通过错误学习，以至让我们变得更谦虚、更宽容也更文雅，对人性的庄严也有更深至的认识。就此而言，翻译乃是一种值得度过的生活方式。

文明的火种，概言之，核心乃是科学和艺术。科学是数学、逻辑的世界，艺术是图像、文字的世界。撇开科学不谈，对艺术的研究，尤其对艺术史的研究，说得大胆一些，它代表了一种文明社会中学术研究的水平，学术研究的高卓与平庸即由艺术史显现。之所以论断如此，也许是它代表了为学术而学术的不带功利的高贵与纯粹。而这种纯粹性的含量，可以用来测试学术的高低。

既然我们把翻译视为一种值得度过的生活方式，现在翻译这套《艺术史名著译丛》可以再添上一种理由：人活在现象世界，何谓获得古典意义上的自足，难道不是把他的生命嵌入艺术的律动？

“一书迻译几番来，岁晚无聊卷又开，风雨打窗人独坐，暗惊寒暑迭相催。”这是用来描绘心目中所敬重的译者的形象。其实，翻译的原则无他，不过是一字一句地仿样迻写，唯敬而已。

（该文系作者为《艺术史名著译丛》撰写的总序，略作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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